本营不在这里，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东堂，所以我们没有在南堂多做停留，只是和主任司铎白晋碰了个面就直奔东堂。
不久，我们通过地安门进入皇城。
皇城内居住的多是在紫禁城内工作的官员，他们地位显赫，讲究排场，府邸自然建造得奢华气派，相应的，道路也由整齐的青砖铺就，宽敞而平整。
经过几座尤为宏伟华丽的建筑前时，杨大人热心地问我们介绍，这是某大学士的府邸，里面有什么什么，那是某尚书的府邸，有几个假山几个池子，如数家珍，八成没少往这里跑。
郎世宁对他的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兴趣，听得十分认真，还不时记几笔，并不停称赞他讲述得精彩。
我倒是没有多少心思仔细听，分了七八分神想着日后的生活，带着期盼，又有几分忐忑。
谁知道康熙皇帝对新到的这些传教士有什么安排呢，万一用不着我这个翻译官，那我以后靠什么生存呢？在这个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我的行为和思想会不会受到挑战和排斥呢？如果能够顺利安定下来，我未来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马车终于停下来。
东堂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坐东朝西，坐落在青石基上，堂顶立三座十字架，正面开三个门，两侧各有旁门。堂内由十八根根圆形砖柱支撑，柱础为方形，两侧挂着耶稣受难等多幅油画，正面悬有‘庇民大德包中外，尚父宏勋冠古今’的对联，上方有‘惠我东方’字样。
安东尼是东堂的主任司铎，他来自意大利人，已经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了。现在六十多岁，看上去却不像。头发胡子依然浓密，个子特别高，身材挺拔魁梧。不过与罗怀中不同，他的眼神非常仁慈，语气特别轻柔，就像自家长辈一般和蔼。
除他以外，东堂的其他的传教士，包括两名主日弥撒和四名平日弥撒，日常都讲葡萄牙语，汉语说得并不熟练。
我想正因为沟通不善，他们的传教事业才进展缓慢，以至于教廷对他们非常不满，安排我分担安东尼的工作，协助北京的传教活动。
安东尼应该早就知道这一决定，对我却没有任何敌意，热心地为我介绍北京。
很显然，他对我的了解完全来自教廷给予的资料，以为我从小就在葡萄牙长大。
安东尼没有学会中国人为远方来客接风洗尘的礼仪，聊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先休整一天，第二天再为我们介绍工作。
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