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德的本章，领头者正是梁王武三思，附议者中亦有多位武氏子弟及攀附他们的官员。而案卷中，李昭德力陈“亲王权势宜有所制，不可使过于藩镇”的奏疏片段，被朱笔狠狠划去，批以“离间骨肉，其心可诛”。
杜善清晰地记得，就在李昭德被劾前数日，她曾见过一份由太平公主批阅后转呈御前的密奏，内容正是关于如何平衡诸武权势、以防尾大不掉的建议，其观点与李昭德所言颇有暗合之处，但措辞更为委婉含蓄，引经据典，以史为鉴。然而，这份密奏最终石沉大海，未见任何回音。两相对比，李昭德的直言获罪，与太平公主的缄默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杜善更加看清了公主在激烈党争中所采取的审慎乃至退守的姿态。
万岁通天二年，契丹之乱虽渐平息，但朝中的李武之争却愈发微妙。一项关于立皇储的议题，开始在各类文书的字里行间若隐若现。魏王武承嗣野心勃勃，活动频繁，其门下官员屡屡上书，或言“自古帝王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或制造“武周代唐，天命所归，当立武氏宗子”的舆论。与之相对，暗中支持庐陵王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或皇嗣李旦的朝臣亦不在少数，但其发声更为隐蔽，多借天象、灾异等为由，委婉劝谏“天下思唐德久矣”、“宜归政子孙以安人心”。
杜善在处理这些文书时，格外谨慎。她发现，太平公主对于涉及储位之争的奏议，处理方式极为巧妙。对于武承嗣一系过于露骨的请立奏章，她往往批以“事体重大，需圣心独断”或“交宰臣集议”，不予置评，避免直接卷入；而对于那些隐含拥李倾向的奏疏，她则有时会批注“其言可思”、“引据颇典”，留下转圜余地，但绝不明确表态。在一些关乎礼仪典制的文书上，她则着力强调现任女皇的绝对权威，如坚持用“陛下”专属的仪轨，维护“大周”正朔，这既是对母亲的维护，也是在模糊化储位归属的敏感问题。
最令杜善感受到公主处境之微妙的，是一份关于处置前朝宗室的奏章。有官员奏请进一步削减李唐宗室的待遇，严加管束。太平公主的批红却出乎意料，她并未附和，反而写道：“宗室乃陛下骨肉，恩不可废。当以宽仁为怀，示天下以睦。” 杜善揣摩其意，这既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丝回护，或许也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变局预留一步棋——无论最终是武氏还是李氏掌权，她这个兼具李武血脉的公主，都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平衡者。
通过这些日复一日的文书处理，杜善仿佛看到一幅巨大的政治棋局在眼前展开。李唐的残余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