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的城市形象。在宋选和苏轼的共同主导下，馆驿很快焕然一新。苏轼为感念宋知府的支持，特作《凤鸣驿记》以广为宣传。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工，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稍以石计者，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燥，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兀臬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更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常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常衣锦者，难于衣布，常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恺弟者，岂非从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这段话揭示了天下人的通病：一旦经历富贵，便难以安于贫贱；曾经担任要职的人，往往不屑于做小事。而《诗经·大雅》中提到，只有德行深广的君子，才有资格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身为官员，唯有从小事着手，方能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从这篇落地凤翔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苏轼心怀天下大治的远大抱负，而他选择的实现路径正是从小事做起。此时的苏轼，虽年纪轻轻，却已名动京师，以京官身份担任州签判，类似于现今的公务员下基层锻炼。他满怀憧憬和政治抱负，秉持为国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尽己所能地做事。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轼热情洋溢、踌躇满志、洒脱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