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29日，上午。
几艘悬挂着膏药旗的日本驱逐舰，在海面浓雾的掩护下，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的日军控制区。
这一天，日本陆军大将、新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率领着第十一师团的先遣队，正式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位于公共租界内的日军临时司令部会议室里，气氛沉重和压抑的，让这些畜生们快要喘不过来气。
宽大的长条会议桌旁，泾渭分明地坐着日本陆海两军的高级将佐。
坐在左侧首位的，是几天前还在沙盘前耀武扬威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此刻，这位中将阁下正以极其标准的姿势正襟危坐。
双手死死贴着军装的裤缝同时，连呼吸节奏都是那么的压抑。
庙行一战损失惨重，并且麾下一名少佐更是被活捉，这让它这个担任总指挥的陆军中将是坐立不安。
而在长桌右侧首位，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
相比植田，它的表情虽然同样凝重，但眼底深处却藏着一抹微不可察的戏谑。
日本陆、海军向来水火不容，起初海军陆战队在闸北吃了大亏，陆军这帮“马鹿”前来支援时，还曾嘲笑海军软弱。
结果，先是第24旅团吃了大亏。
紧跟着，当植田谦吉带着两万多陆军马鹿在庙行同样被打得头破血流，这让野村吉三郎等海军将佐们长出了一口气。
而且，相比陆军在庙行的惨败，海军陆战队初期的那点失利，现在看来已经算不上什么大错了。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
伴随着一阵沉稳有力的军靴声，一身戎装、面容阴沉的白川义则跨步走了进来。
“起立！”
随着一名大佐的口令，会议室内所有的陆、海军将佐“唰”地一声，整齐划一地挺直身躯，齐刷刷地向着门口低下头，行了最标准的鞠躬礼。
走进会议室后，白川义则那张冷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它径直走到长桌尽头的主位前，解下腰间的指挥刀，交给随行的军官后，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
“诸君，坐下吧。”
语气平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森寒。
落座后，它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锐利目光，才缓缓抬起，扫过在场的每一名日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