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睁开眼。
“参谋长！参谋长您醒了！”
一张沾满黑灰的脸凑到眼前，嘴唇干裂，眼睛布满血丝。他戴着那种老式军帽，土黄色的军服肩膀上缝着磨损的领章。不是我军新式迷彩。
我的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这是……哪儿？”
“同古外围，皮尤河岸边啊！”士兵急得声音发颤，“鬼子开始打炮了，咱们浮桥才搭了一半！刘团长让我来询问这里的情况，咱们是继续搭，还是先撤回同古休整？”
记忆的碎片开始冲撞。
上一刻——不，应该是上一个人生的最后一刻——我还在朱日和。我是王益烁，某旅侦察营营长，旅级对抗演习最后阶段，我带着两个排穿插蓝军后方，在一片开阔地遭遇电磁干扰，然后……
然后就是刺眼的白光。
不是爆炸。更像是整个世界被撕开一道口子。
“参谋长？您说句话啊！”士兵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撑起身子。周围是河滩，浑浊的皮尤河水在几十米外流淌，工兵们趴在临时挖出的浅壕里，几段木结构浮桥的骨架歪斜在岸边。远处地平线上，黑色的烟柱正在升起。
这不是演习。
炮弹落点没有激光模拟器那种干净利落的判定，没有导调员举着黄牌喊“你阵亡了”。这是真实的土石飞溅、真实的冲击波、真实的死亡气息。
“今年……”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是哪一年？”
士兵愣住，看我的眼神像看疯子：“民国……民国三十一年啊，三月十八。参谋长，您是不是被震糊涂了？”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脑子里又一阵剧痛。这次不是物理的痛，是两股记忆洪流撞在一起的撕裂感。
王益烁。两个王益烁。
一个是我，二十一世纪的侦察营营长，三十四岁，陆军指挥学院硕士，在朱日和准备冲击蓝军指挥部。
另一个是……现在这具身体的原主。新编第五军直属工兵团中校参谋长，也是王益烁，二十八岁，黄埔工兵科毕业，随远征军入缅，此刻正在缅甸同古外围执行渡河保障任务。
我抓住士兵的手臂，力气大得让他龇牙：“我是谁？说全称！”
“您……您是咱们工兵团参谋长，王益烁王中校啊！”士兵快哭出来了，“鬼子炮击越来越近了，您快拿个主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