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天刚蒙了点白，厂里的大喇叭还没响，我踩着湿漉漉的煤渣路往夜校教室走。
雨停了，可风还冷，袖口沾着昨夜檐下滴水的潮气。
推开那扇老木门时，我愣住了。
黑板被擦得发白，粉笔灰在晨光里浮着，像一层薄雾。
讲台上，整整齐齐摆着一套黄铜绘图仪器——丁字尺、比例规、圆规，锃亮得能照出人影。
最前头，静静躺着一本翻烂边的《苏联机械制图标准》，书脊裂开，用胶布缠了好几圈。
粉笔槽里压着一张纸条。
我抽出一看，手指顿住。
“你讲得对，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
字迹颤抖，却一笔一划写得极重，像是每写一个字都耗尽了力气。
那是周文彬的手笔。
我慢慢坐下，指尖抚过那把三角尺。
漆皮剥落，铜角磨出了暗光。
记得半个月前，他在课堂上当众收走它，说“不按标准画图，就是对工艺的亵渎”。
那天晚上，我把这把尺子塞进了自己的工具箱，没说话，也没争。
不是认输，而是知道——有些仗，不能靠嘴打赢。
可现在它回来了。
不是被扔回来，也不是作为妥协的象征，而是端端正正地摆在那儿，像一种交付。
我的心忽然沉下来，又热起来。
这把尺子曾经代表的是“规矩”，是“本本主义”，是图纸上不容更改的红线。
可今天，它成了一种信物——一个老技术员，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终于承认：原来真理不在书里，而在工人手上的老茧里，在锻件冷却时那一声细微的“咔”。
我轻轻把三角尺放在第一排课桌上，那里曾坐着小郭，坐着大刘，坐着老吴妈。
空荡荡的教室，只有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讲义一角。
我对着空气说：“课，还得有人接着讲下去。”
话音落下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上午九点，市局电话打到厂办。
郑科长声音带着少见的兴奋：“林钧同志，市里决定在全市工人技术夜校设立‘现场教学试点’，你们红星厂牵头，编写通用培训大纲！还有——”他顿了顿，“你们那本《现代工业基础十讲》，要改版正式出版，省印刷厂已经预留了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