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6日，傍晚六时，法租界边缘某私人俱乐部
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浓烈气息、昂贵香水的甜腻，以及一种更深沉、更难以捉摸的——权力的味道。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隔绝了外界的暮色与喧嚣，水晶吊灯投下过分明亮却冰冷的光，照亮长条餐桌旁几张或凝重、或精明、或略带焦躁的面孔。
这里是上海滩最隐秘的权力场之一，不属于任何公开的帮派或政府，而是由几位背景复杂、能量通天的“闻人”私下维持。顾沉舟坐在下首，他换了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因连续奔波而刻下的疲惫被刻意掩饰，只剩下惯常的、带着疏离感的冷静。但他眼底深处那抹几乎凝为实质的焦虑与决绝，瞒不过桌上这些老狐狸的眼睛。
主位上，被称为“杜先生”的男人年约五旬，面庞圆润，总带着和气的笑容，眼神却如深潭，不起波澜。他慢条斯理地用银质餐刀切割着盘中的牛排，仿佛眼前并非一场决定无数人生死的紧急会议，而只是一次寻常的晚宴。
“顾贤侄，”杜先生放下餐刀，用餐巾拭了拭嘴角，声音温和，“你托人传的话，我都晓得了。磺胺，还有血清，东西紧俏，市面上有价无市，日本人盯得又紧……难办啊。”
坐在杜先生右手边的一个瘦高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接口，他是某大洋行的华人买办，路子野：“杜先生说得是。日本人最近像疯狗一样，所有跟药品、防疫有关的渠道都加了双岗。别说磺胺，就是普通的奎宁、阿司匹林，出货量都严控。更别提血清，那玩意儿得现配，针对什么病配什么血清，闸北那边的情况……”他摇摇头，讳莫如深。
顾沉舟没有看那买办，目光依旧落在杜先生脸上：“杜先生，难办，不代表不能办。上海滩，还没有您杜先生办不到的事——只要价码合适。”他顿了顿，从怀中取出一个扁平的丝绒盒子，推到桌子中央，“这是定金。”
盒子打开，里面并非金银珠宝，而是几份泛黄的、边缘磨损的文件副本，以及几张模糊但关键的照片。照片上，有陈敬山与日本商会的密谈，有永丰仓库外围的诡异守卫部署，甚至有一张极其模糊、但能辨认出是某种穿着防护服人员在操作不明设备的偷拍。
“这是‘樱花计划’部分外围证据的副本。”顾沉舟的声音平稳，却字字千钧，“原件和更多关键情报，包括其德方主导者、部分技术参数、以及……近期‘意外事故’的一些内部评估报告，在我安全的地方。这些东西，足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