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木棍指向最西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这位王爷态度明确：阿拉善地处偏远，只求自保。他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渗透——无论是日、俄，还是省府、中央。他的诉求很简单：承认阿拉善旗自治地位，不派官，不驻军，不禁商贸。为此，他维持着一支约五百人的精锐骑兵，装备不亚于省防军。”
“第四类，”木棍回到哲里木盟，“齐默特色木丕勒。他是盟长，焦点在协调盟内各旗利益，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垦务冲突’——汉民垦荒与蒙民牧地之争。他需要的是省府和中央的权威背书，来平衡内部，压制冲突。此人务实，反感德王的激进，但若省府处置不当，也可能被推向对立面。”
韩云阶放下木棍，语气凝重：“少帅，蒙古之事，关键在于‘信’与‘利’。王公们不信汉官，因百年欺凌。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保障：土地权、治权、世袭权。若能满足，数万蒙古骑兵可为臂助；若不能，则可能尽数为敌，或为日人所用。眼下，日本特务正以‘帮助蒙古民族自治’为幌子，在草原上活跃异常。”
张瑾之默默听完，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密室中只余这规律的轻响。
“高教官，”他忽然开口，“若我要剿灭如邵本良这般纯粹惯匪，需多少兵力，多少时间，多大代价？”
高文彬略一思索：“邵本良占据东边道，地形复杂，耳目众多。若调一旅精锐（约五千人），周密部署，断其粮道，清剿其眼线，步步为营压缩，需时两到三月，伤亡预计在五百人上下，耗费军饷弹药约二十万大洋。且——”他顿了顿，“必有殃及池鱼，百姓流离，战后重建、安抚又是巨资。”
“若我要招安老北风这类有血性、有底线、打过鬼子的匪，成功的把握有几成？需付出什么代价？”
“不足三成。”高文彬直言，“代价极大。第一，需有分量极重、他信得过的人作保。第二，招安条件非比寻常：不能拆散其部众，需成建制改编，保持相对独立。第三，需给予实职实权，至少是团长，驻防其熟悉地域。第四，需一次性给予充足安家费、粮饷、被服。第五，也是最难的——需让他相信，招安后不是去当炮灰，而是真抗日，且长官不背后捅刀。”
张瑾之点头，又问韩云阶：“若我要稳住蒙古诸王公，至少让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倒向日本，需要给出什么？”
韩云阶沉吟道：“需分而治之，因人施策。对德王，需高压与怀柔并用：明示中央与东北军绝不允分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