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选择的路径、秉持的理念不同。
这种分歧，根深蒂固，绝非一场口舌之争可以消弭。
周世铭最后那句“赛场上见真章”，恐怕不只是气话。未来的辩论赛场上，很可能会再次与这种思潮正面碰撞。
“文冲，明伟，”
林怀安转身对两位好友说，“这辩论赛，我们或许真该组队参加。”
“正合我意！”
马文冲推了推眼镜，眼中闪着光，“刚才听你们辩论，我也有些想法。这不仅是比赛，更是厘清我们自己思想的好机会。”
“可……可我说不过你们啊。”
刘明伟挠挠头，有些为难。
“未必需要人人都做一辩、二辩。”
林怀安道，“收集资料、整理证据、分析对方逻辑漏洞，这些幕后工作同样重要。
而且，辩论讲究团队配合，各有分工。”
三人正商议着，上课的预备铃响了。
人群散去，但关于辩论赛的兴奋与期待，显然才刚刚开始。林怀安走向教室，心中却想着另一件事。
他摸了摸怀中那卷《国悲》诗稿。
原本打算课间就去张贴，但经过刚才与周世铭的争论，他意识到，在如今的校园里，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都可能引发关注乃至争议。
张贴《国悲》，虽已用了“借古喻今”的隐晦方式，但在周世铭这类对“非议时政”高度敏感的同学眼中，是否会被视为另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甚至被举报？
他想起秦先生“危行言孙”的告诫，想起陈伯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叮嘱。
然而，卫天霖先生的话也在耳边回响：
“艺术不能拯救一个国家于危亡，但能拯救一个民族的心灵于麻木。”
文字，尤其是《国悲》这样凝聚着民族悲壮记忆的文字，其力量或许正在于此。
而辩论，是思想的公开交锋；张贴诗稿，是情感的隐秘表达。
两者形式不同，但或许在深处，有着相似的诉求——不甘于麻木，不屈服于沉默，试图在禁锢中寻找表达的缝隙。
上午的课程是历史，谌宏锦先生依旧慷慨激昂，讲述着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讲到动情处，拳头攥紧，眼眶发红。
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越发觉得怀中那卷诗稿滚烫。
课间休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