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报警了。
拨通电话的时候，我的手指一直在抖，话筒贴在耳边，像一块冰冷的铁片压着太阳穴。我说我家进了人，一个驼背的老头，穿着灰布长衫，脚上没穿鞋，光着脚站在客厅中央，盯着我的娃娃笑。可当我冲进房间再回头，他不见了。娃娃也不见了。
警察来得很快，两个穿制服的年轻警员，一个年纪稍长的警官。他们进门时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像在测试这屋子是不是空心的。我坐在沙发上，手指绞着衣角，指甲边缘已经泛白。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最近有没有失眠？工作压力大不大？有没有服用药物？我一一回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他们搜了每个房间。
衣柜被拉开，床底用手电筒照过，阳台的角落、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镜柜，甚至连天花板的通风口都没放过。可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翻动的痕迹。娃娃——那个我从母亲遗物里翻出来的旧布娃娃，穿着褪色的红裙子，眼睛是两颗发黑的玻璃珠——消失了，像被空气吞掉了一样。
警官合上记录本，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怀疑，却有种更深的东西，像是怜悯。
“林晚小姐，”他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一个人住，情绪容易积压。我们接到过不少类似报警，最后发现都是……幻觉。”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我说不出话。他们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那个老头就站在我面前，他的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脸上全是褶子，像是被岁月揉皱又摊开的纸。他看着我，嘴角咧开，露出几颗发黑的牙。
“你压力太大了。”警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
我笑了，苦笑。那笑像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冷意。他们走后，屋子里安静得可怕。连钟都不走了。我站在玄关，盯着那扇被反复检查过的门，忽然觉得，这屋子从里到外，都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浸透了。
夜深了。
我躺在床上，没敢关灯。台灯的光晕在墙上投出一圈昏黄的影子，像一只睁不开的眼睛。我闭上眼，却睡不着。耳边总有什么在响，像是风穿过缝隙，又像是……有人在低语。
然后，我听见了。
“沙……沙……沙……”
像是指甲在刮墙。
我猛地睁开眼，心跳像鼓点一样砸在胸口。声音来自卧室的东墙——那面墙对着隔壁的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