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厅里，气氛格外凝重。户部尚书李道宗坐在主位，几位侍郎垂手立在两侧，脸上带着明显的不以为然。看到李恪进来，众人虽躬身行礼，眼神里却藏着几分轻视——在他们眼中，李恪不过是个凭“民心”博取父皇青睐的皇子，根本不懂朝堂财计。
“吴王殿下，”户部左侍郎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几分生硬，“您的《安州新政辑要》我们看过了，‘减赋三成’的条款实在不妥。如今边境需粮、百官俸禄需支，国库本就紧张，再减赋，怕是难以支撑。”
“左侍郎此言差矣。”李恪走到案前，将安州的农户账簿摊开，指尖划过“亩产增收两成”的记录，“安州减赋后，农户耕作积极性提高，亩产反而增加，去年的粮税总额不仅没减，还比往年多了一成。减赋不是‘亏空国库’，而是‘藏富于民’——百姓有余粮，才会多耕种；多耕种，国库才能有更多进项。”
右侍郎却摇了摇头，语气带着嘲讽：“安州不过一地，岂能代表全国？江南水乡本就富庶，减赋或可；可西北贫瘠之地，若再减赋，怕是连地方官的俸禄都发不出。殿下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李恪的眉头微微蹙起。他知道这些官员并非不懂，而是不愿——西北贫瘠之地多由世家掌控，减赋会触动世家的利益，而这些侍郎，大多与世家有所牵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岂是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