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函送达的第五天夜里，风确实变了。
我推开会议室门时，暖气扑面而来，可那股热气却压不住屋里凝滞的空气。
周厂长坐在主位，眉头紧锁，桌角那份未拆封的军委印鉴文件像块烧红的铁，烫得没人敢伸手去碰。
名单已经拟好——苏晚晴、陈文斌、还有那个从哈军工毕业没几年的青年骨干王振宇。
三人并列，预备推荐为“新型步枪预研预备组”首批代表，赴京参加国防科工委的闭门会议。
而我，林钧，只在末尾加了个括号：列席。
没人说话。灯光照在搪瓷杯口上，映出一圈圈沉默的涟漪。
我站在后排角落，手插进工装裤兜里，指尖触到一张皱巴巴的草图——是昨天夜里画的枪机闭锁斜面受力分析。
我不该有情绪，可胸口还是闷得发疼。
不是因为落选。
而是我知道，这把枪，必须由懂它的人来造。
我们缺的从来不是图纸，是理解；缺的不是学历，是经验；缺的不是理论，是对钢铁与火药之间那毫厘之差的敬畏。
散会后，人群陆续退出，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我正要走，冯老拄着拐杖拦住了我，烟斗在唇边轻轻磕了两下。
“小林，你不争？”
我停下脚步，笑了笑，笑容苦得自己都尝得出味儿来：“冯老，我不是不争……是得让人说不出话地争。”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点头，低声道：“你心里有数就好。”
两天后的夜校教室，挤满了人。
白炽灯悬在头顶，照得黑板泛黄。
墙上挂着“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底下坐着的，有刚下夜班满脸油污的车工，也有技术科穿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为听什么大道理来的，是冲着“林工要讲轻武器结构”这句话来的。
我没有用幻灯片，也没有讲稿。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还有一堆从废品库翻出来的旧枪零件——日本三八式、捷克式、还有缴获的M1卡宾枪残件。
我一边画剖面图，一边拆解击发机构，动作熟稔得像是闭着眼都能完成。
台下静得连铅笔划纸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讲到撞针加工精度时，我忽然停住，抬头问：“如果让你在没有数控机床的情况下，保证撞针头部圆弧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