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的机会。”
“每一分钟的延误，感染风险就增加百分之……”
林认真听着，偶尔在笔记本边缘记录一两个关键词。
这些内容确实有用——不是为了法案草案本身，而是为了在国会辩论中能够用专业术语回击那些声称“现有医疗体系足以应对工伤”的保守派议员。
他要让那些习惯于空谈“市场效率”和“个人责任”的先生们明白，一个工人从被机床切断手指到得到有效救治，中间需要经过怎样一套脆弱而昂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如何因为支付能力的不同而产生致命差异。
讲座进行了约四十分钟时，中间休息的铃声响起。
绍尔布鲁赫教授示意休息二十分钟。
教室里的紧绷气氛稍稍松弛，学生们三三两两起身活动，低声交流，一些人涌向走廊尽头的吸烟室。
林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
他打算去走廊透口气，顺便确认一下内卫部安排在外围的安保人员状况——虽然今天的活动看似纯粹学术，但任何公开露面都伴随着风险。
就在他起身的瞬间，视线无意间扫过教室的另一侧。
在第五排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位年轻女性。
她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蓝色羊毛套装，领口别着一枚简洁的银质胸针。
浅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严谨的低发髻，几缕碎发服帖地垂在耳侧。
她面前摊开着一本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手中的钢笔正快速记录着什么，笔尖在纸上移动的节奏稳定而高效。
引起林注意的并非她的外貌或穿着——虽然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医学讲座中，女性的出现本就显眼——而是她观察讲台的方式。
她并非单纯地听讲或记录。
她的目光在绍尔布鲁赫教授、黑板上的示意图、以及自己笔记本上的草图之间快速移动，偶尔会微微侧头，仿佛在脑海中构建某种三维模型。
那是一种医生解剖尸体时的眼神，冷静，带着对结构和功能关系的天然敏感——但又有所不同。
她的观察中似乎还掺杂着某种更宏观的视角，像是在审视一套系统而非单个器官。
更让林心中警铃微动的是，在她翻开笔记本的扉页一角，他瞥见了一个熟悉的徽记轮廓——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他绝不会认错。
那是苏黎世大学的校徽。
就在这时，那位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