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伦敦东区，雾气和煤尘混在一起，在低空凝聚成灰扑扑的霾，沉沉压在屋顶和街道上。
约翰拖着脚步走出煤矿竖井时，工装裤的裤脚已经被冻成硬邦邦的筒，每走一步，上面混着煤渣的冰屑就簌簌掉落一路。他今年三十七岁，但背最近有点驼，是弓着身子在低矮矿道里爬行的结果。手掌上全是厚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黑。眼神也蒙上了一层洗不净的煤灰般的疲惫。
冬天一到，北海航线基本停了。他这种只能在近海货船上混口饭的水手，没别的去处，只能回到英格兰本土，找最苦最脏的活——下矿。工作很好找，工头很满意他的强壮。
每天十六个小时，在黑暗、潮湿、随时可能塌方的地底，用镐子一寸寸刨煤。工钱按挖出的煤量算，刨去工具租金、矿灯油钱、还有矿主代为保管的食宿费，到手勉强够买最硬的黑面包和最稀的豌豆汤。
饿不死，但也活不好。肺里积着煤尘，咳嗽时能咳出黑痰。
更糟的是，赌瘾戒不掉。
约翰知道这毛病。在海上时就这样，谁也说不好一定不会遇到海盗，水手们今天还在想还有几天上岸，明天可能就喂了鱼。久了，人就不会期待未来。既然没有明天，那干脆现在就爽。赌钱、喝酒、找女人，都是为了让麻木的神经稍微跳一下，感觉自己还活着。
回到伦敦后，这毛病更重了。矿上的日子太漫长，黑暗太压抑，需要一点刺激，哪怕是用最后几个铜板去赌一把骰子的大小。
然后他就欠了债。
先是找工友借，借到没人再理他。后来去了码头区的黑山羊酒馆，那里有人放贷。利息高得吓人，但放贷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兄，慢慢还，不急。”
约翰拿了钱，去赌，输光。再借，再输。
直到上个月，三个壮汉把他堵在巷子里，用包了铅皮的棍子一下子把他锤跪在地上。领头那个秃头男人吐了口唾沫：“下周，连本带利，二十镑。拿不出来，你知道后果。”
约翰知道还不起债的后果。妻子被拖走，女儿被卖去窑子，房子被一把火烧掉。
他有过妻子。很多年前，在朴茨茅斯。一个洗衣女工，笑起来右脸颊有个小酒窝。后来他赌钱还不上，跑船去了，既是避风头，也是赚点钱。回来找不着消失的妻子，打听了很久，终于有个老太说，她几周前被人绑走，她哭得很大声，不停喊着约翰。
他沉默的走了，喝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