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功服、脸色苍白的女人。她闭上眼，强迫自己回到那个夜晚，回到维也纳歌剧院冰冷的屋顶，回到韦伯教授那双看透一切却又坦然接受的眼睛前。
痛苦、罪恶感、被操纵的愤怒、对夜莺的担忧……种种情绪在她体内翻腾、撕扯。她开始动了。动作起初是僵硬而迟疑的，像一个生锈的提线木偶。一个旋转骤然被打断，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拉扯定格；一个优雅的伸展突然变成颈部痉挛般的后仰，模仿着濒死的窒息；她的手指颤抖地拂过自己的脖颈动脉，又像被烫伤般猛地缩回；她的脚步在木地板上划出复杂而矛盾的轨迹，时而迅疾如风，时而沉重如陷泥沼，重复着当日撤离与逼近的路线。
她不是在跳舞，而是在用身体解构一场谋杀。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罪行，同时又充满了对此罪行的厌恶、挣扎和巨大的内在冲突。她被迫同时扮演着刺客、受害者、以及冷漠的审判者。没有美感，只有一种 raw（原始）的、令人极度不安的“真实”。
汗水浸湿了她的练功服，额前的碎发黏在脸颊上。她不知疲倦地重复、调整、深化着每一个动作，直到这套沉默的、充满痛苦悖论的独舞逐渐成型。它丑陋、真实、撕心裂肺，正是蜂后想要看到的——将她的痛苦和罪恶感，转化成一件供人品鉴的、冰冷的行为艺术。
中午，凯进来看了片刻，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留下一个冰冷的眼神后再次离开。
下午一点半，造型团队到来。他们为她换上一套紧身的、没有任何多余装饰的深灰色舞裙，裙摆如同被撕裂后又勉强拼凑。妆容被尽量淡化，凸显出她眼底的疲惫和某种近乎神经质的专注。长发被一丝不苟地挽成紧实的发髻。
两点整，黑色的轿车载着她和凯驶向“红风车”剧场。没有走正门，而是绕到剧场后方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通过一部需要密钥的专用电梯，直降地下三层。
电梯门开启，一股混合着灰尘、冷气和某种昂贵香薰的怪异气息扑面而来。“蓝厅”并非传统表演厅，而是一个巨大的、由无数面巨大镜子组成的迷宫。镜面从地板延伸至天花板，相互折射，形成无数个重叠、扭曲的空间影像，令人头晕目眩。光线幽暗，仅有几束惨白的射灯从头顶不同角度打下，在镜林中切割出光怪陆离的路径。空气冰冷得如同冰窖。
观众席隐匿在镜子之后的黑暗里，只能隐约感觉到几道模糊的身影和偶尔闪烁的雪茄红光，如同潜伏在暗处的窥视之眼。一种被全方位审视、无所遁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