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灯在午夜准时熄灭，仿佛这座城市也需要一个精确的睡眠节律。林原没有动，甚至没有眨一下眼睛。他的瞳孔已经适应了黑暗，只在书桌左侧的台灯投下的一小片暖黄光晕中，留下一个静止的剪影。三年前，他在《物理评论简报》上发表那篇题为《意识作为量子观测的协变量》时，评论者的尖锐批评像手术刀般精准：“该理论在数学上具有某种病态的美感，但将人类意识直接引入量子引力框架，无异于在相对论方程中塞进天使的翅膀——它或许能让公式更‘完整’，却已不再是物理学。”
此刻，屏幕上的曲线正在为这“病态的美感”和“天使的翅膀”无声辩护。
空气里弥漫着灰尘、旧电路板的焦糊味，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来自楼上生物实验室的福尔马林气息。这间位于物理系地下一层B-07室的空间，原本是六十年代辐射化学实验的废弃准备间，铅板内衬的墙壁在几年前被剥离，露出斑驳的水泥原色和纵横交错的管线。学校拨给他使用时，系主任陈明德教授——一个研究超导薄膜的传统物理学家——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亲手给他泡了一杯普洱，语重心长：“小林，我们不是不鼓励创新。但理论物理，尤其是宇宙学和基本相互作用这一块，需要坚实的基础和……国际认可的主流范式。弦论那边，王院士的团队很缺有想法、能计算的年轻人。你考虑考虑。”
林原拒绝了。他没有解释太多。解释什么呢？说自己在硕士期间一次高烧昏迷后，对“现实”的感知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说他在某些极度专注的时刻，能“感觉”到概率波像潮水一样在周围涨落？说他认为人类的集体意识可能不是宇宙的旁观者，而是某种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参与者？这些话说出来，恐怕连精神病院的医生都会觉得需要增加药量。
三年。他在这间四十二平方米、通风管道永远像哮喘病人般嗡鸣的房间里，用有限的经费，近乎偏执地搭建了自己的“意识关联量子监测阵列”——他私下称之为“现实听诊器”。
阵列的核心部件是十二台从医学院淘汰下来的旧款脑电图仪，被他用三个月时间改装成灵敏度提升三十倍的“量子场强-神经共振耦合探测器”。寻找志愿者费了些周折：他通过在线问卷筛选出“认知风格偏直觉型、冥想经验丰富、且对超常现象持开放态度”的市民，最终说服了十二位——包括一位退休的钢琴调音师、一位禅修爱好者、一位自闭症谱系青年艺术家、两位经常值夜班的护士，还有七位出于各种原因（好奇、孤独、寻求心灵体验）